太极殿上卖卦

（这个文后面一半关于CP的脑洞现在决定删了，那个脑洞不合理，我现在不持此观点。）

不管在中国的民间传说还是严肃史学中，司马懿的狼顾一事始终被用来表现他的狡诈多疑，从此推论开来，再结合其后代的所作所为，难免得出一个司马懿蓄谋已久，篡魏夺权的印象。但是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这个狼顾的说法，到底有几分可信度。 

应该说研究三国人物第一手的史料应该是《三国志》，以及裴松之所做的注，但是遗憾的是司马懿因被追封未入《三国志》。虽然说《晋书》是官方编纂的史料，不容置疑，然史有良恶，对于一部史书后人绝对是可以进行评价的。《晋书》编纂的年代距离司马懿所处的时代有400年之久，这就相当于一个现代人写明朝的历史，除了先代的史书和笔记，基本可以说对于那个时代的社会和风俗完全没有任何直观的了解，《晋书》的编纂者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先代的各类晋史，基本都是私人编纂，难免带有不同程度的个人感情色彩，这和后世诸多为前代修史可以参照官方档案的处境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如何在其中取舍就是完全依仗着编纂者的史观了。《旧唐书》对于《晋书》的描写：“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则充分的说明了《晋书》的编纂者过于注重文章的可读性而对各种来源不明的信息不加选择和辨析直接引用，而且良史特别是官修史书，在行文的过程中基本不加入议论和具有感情色彩的文辞，但是《晋书》的行文中却经常在人物言行之后妄加褒贬，比如在《晋书》卷一中所说的：“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迹其猜忍，盖有符于狼顾也。”所引事件言意不明，不知所指，而晋明帝以面覆床，史家竟然在文后枉议此事可验符狼顾，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反观《三国志》，则其行文更为严谨，裴松之的注囊括诸家史料，在年代上也与魏晋之际的时间更为接近，而且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史料，也都悉数引用并加以辨白，整体上来说《三国志》及其注都比《晋书》的可信度更高，在《三国志》与《晋书》有出入的时候，后世多引用《三国志》而弃用《晋书》的史料，比如《资治通鉴》。可是在《三国志》及其注中，却并未有司马懿有狼顾相一事，至于曹操梦见三马同槽并警告曹丕不要重用司马懿等事都未见记载。虽然司马懿在《三国志》中没有完整的传记，但是在其他传记本纪中，都有关于他生平的描述，将这些史料对照《晋书》原文，两者相符的可以认为可信度最高，有出入的次之，但更应该偏重采信《三国志》，完全多余的部分，我认为是可信度较低，而带有明显的文学色彩的比如狼顾，三马同槽等事基本可以认为可信度最低。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也引用过一些文学性很强的细节，这种文学夸张的成分在后世私修史书甚至官修史书中也屡见不鲜，中国古代的帝王注重天命，基本上每位帝王都有奇异的出生传说，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天道思想的体现。当然这也并不在贬低以《史记》为首的私修史书，因为《史记》的文学价值远远大于其史料价值也是有所公论的。 
司马懿有狼顾之相一事，仅见于《晋书》，而裴松之的注中也并未提及，裴松之做注引用史料繁杂，但是选择性还是比较强的，比如对于文学性较强的传记如《世语》《曹瞒传》等，都是有选择的加以引用，过于令人匪夷所思或者明显不符合逻辑以及历史事实的史料，都是弃而不用的，即使对于《魏书》《魏略》这样来源可靠的史料，也会对其中虚饰溢美的成分进行比较辨析。裴松之所处的时代，各家晋史基本上都描述过司马懿，但是却没有关于司马懿有狼顾之相的描写，那么可以认为要么是在在裴氏以前，没有任何关于司马懿有狼顾相的说法，要么就是因为过于文学化被裴氏所删略，究竟是那种不得而知，但是不论是那种情况可以肯定的是在更加靠近司马懿的时代，司马懿有狼顾之相这种说法是无法使人信服的。 臧荣绪《晋书》成书晚于裴松之，在关于司马懿的记载上，此书并不见得比先前的各种晋史有更大的优势，只是此版《晋书》涵盖整个晋朝历史，所以成为唐代编纂《晋书》时的主要蓝本，此书现不见全本，但是清汤球辑本中“高祖宣帝”条不见此语，这就更加降低了狼顾之相的可信度。